曾志回忆：我与陶铸的革命情缘

作者：曾志

革命幸存者

初识陶铸，印象不佳。

1930年10月的一个午后，作为厦门中心市委的秘书长，我走进福建省委书记罗明的办公室，目光落在了一位陌生的年轻人身上。他大约二十三四岁，身材不高却显得格外精练。那微微黝黑的面容，配上青色的腮帮，以及一头狂野而浓密的硬发，在他粗犷的眉宇下，目光显得格外锐利。他身着一件咖啡色的广东衫，搭配西裤和皮鞋。虽不甚高大威猛，也不见得风度翩翩，但他身上散发出的那份不羁的英气，却令人无法忽视。

罗明为我们双方进行了介绍，我们不禁愣住了，片刻间无言以对。哦，原来他就是陶铸！

自闽西岁月起，我便听闻了那震撼中外的“厦门劫狱”事件，其总指挥的形象深入人心。更有华侨青年基于此事创作了小说《小城春秋》，此作于1950年代还被改编为同名电影。在狱中获释的一众同志，后辗转至闽西苏区。从他们的口述中，我得知陶铸同志不仅英勇无畏，而且才识过人，他的形象在我心中留下了难以磨灭的正面印象。

曾志

陶铸未曾料想，那传说中的闽西苏区中，被誉为泼辣能干的“母夜叉”，竟是一位白皙秀气、长发垂肩、身着朴素得体、举止优雅的年轻女子，这不禁让他大感意外。

然而，随之而来的是，我对陶铸先前的美好印象荡然无存。

罗明与陶铸交谈之际，却发现陶铸正坐在那里，目光投向窗外，似乎对谈话内容不感兴趣，显得有些冷淡。罗明因此感到不满，责问道：“你能不能认真点？”陶铸则不甘示弱地回应：“难道非得我低头才能听你说话吗？”此言一出，罗明一时语塞，久久无法回应。

初次相遇，陶铸并未在我心中留下深刻的印象。然而，随着与他的深入交往与了解，我不得不对他的形象进行了重新评估。不久之后，在军委书记王海萍的妻子那里，我邂逅了另一个全然不同的陶铸。

陶铸与王海萍，二人情谊深厚，如影随形。1928年，广州起义不幸失利，陶铸辗转来到上海，随后被中央派往红四军任职。在路经厦门之际，军委书记王海萍见其出自黄埔军校，历经南昌、广州两起义，军事知识渊博，实战经验丰富，遂热切挽留，令其投身兵运与武装斗争。陶铸起初被派往厦门炮台担任兵士，为期三个月，以备日后策动兵变，夺取武器。后转而投身劫狱行动。成功解救囚犯后，陶铸便留在了省委军委机关工作，并与王海萍夫妇共居于机关之中。

一度，王海萍受命前往闽西执行巡视与指导任务，却不幸的是，他的妻子此时正遭受急性腹膜炎的困扰。由于经济拮据，她未能完全康复便不得不提前出院，家中生活难以自理。王海萍将妻子托付给了陶铸照料，带着一颗忐忑不安的心踏上了前往闽西的路途。

陶铸全心全意地履行着战友的托付，对王海萍身患重病的妻子施以细致入微、体贴周到的关怀。他日以继夜地奔走于内外，生火做饭，喂药喂水，即便是倒尿倒屎、洗涤污物的琐事，他也毫不含糊、毫无怨言地承担。直至两个月后，王海萍终于归来。

闻目睹后，我感动不已。

随着时间的推移，在地下工作的秘密生涯中，我们这对假扮的夫妻逐渐将戏份融入现实，最终自然而然地走到了一起。

曾志与陶铸

陶铸被捕，涉嫌叛变。

1933年三月，上海中央局发布了一则通知，指令陶铸即刻赴上海，并另行安排其工作任务。同时，省委书记一职则由组织部部长陈之枢接替。

陶铸对于此次调动颇感意外，然而他并不了解其背后的真相。直至一个月后，在上海被捕并被关押入狱，他才逐渐理清了事件的来龙去脉。

先前，中央派遣至福州执行巡视任务的巡视员朱××，曾向陶铸询问对王明的评价。陶铸性情直率，并未有所保留，坦诚地表达了自己的看法：“他不过是咀嚼着洋面包的人，在我看来，他对我国革命的实际情势并不甚了解！”巡视员返回上海后，如实向负责中央工作的王明传达了陶铸的观点。此事激怒了总书记王明，此次调动实质上是他以权谋私，名正言顺地将其撤职。

陶铸当时根本无法洞悉王明的真实意图，然而，他心中已明白我们即将结束这段关系。在此之前，我们这桩名义上的婚姻，实际上并未有过一段真正意义上的相守。

在陶铸即将启程之际，他于一家旅馆预订了居所。在那里，我们宛如真正的伴侣，相互扶持，共度了十日甜蜜的“蜜月”。四月下旬的一个清晨，我们站在旅馆的大门前，难舍难分地互道珍重，目送彼此离去。

起初，我每周均能接到陶铸自上海寄来的两封信，虽篇幅不长，却洋溢着炽热的情感。然而，在收到四五封信之后，联络便突然中断，音讯全无。

二十余日之后，陈之枢莅临互济会机关，前来告知我，中央传来的消息令人震惊——陶铸在上海被捕，且已背叛革命。

冒险寄钱救陶铸

1934年三月下旬，我意外地收到了一封来自南京监狱的信件，这封信是通过福州的何老太太转交给我的。何家一直是我和外界沟通的联络点。信中，陶铸告知我，他已被判处刑罚，其刑期之长，恐怕已无获释的可能。他恳请我能够好好照顾母亲，并尽我所能地尽孝道。此外，他还提到自己在狱中病情严重，若我有所回信，请寄至南京军人监狱，编号为一二七一号。

在陶铸被拘禁的时光里，他曾秘密地委托一位获释的难友，悄无声息地传出一小块巴掌大小的碎纸，其上只寥寥数语：“身患重病，住院治疗，生死未卜。”

纵然我对陶铸被捕及叛变之传闻亦持有疑虑，现实却使我深陷其中，时刻感受到那沉闷的压抑。我坚信谣言非真，亟盼能获知陶铸的真实动向。谁料一年光阴似箭，我终于等来了他的亲笔信件。

我将信件递至叶飞眼前，我们共同认定，鉴于陶铸被判无期徒刑，这表明他并未背叛。我向叶飞提出，鉴于陶铸病情严重，是否可以汇去一些款项以示慰问，他欣然应允。随后，我从被没收的财产中取出20元人民币，寄给了陶铸。

我给陶铸写了一封信，顺道进福安县城给陶铸汇款寄信。这可是要冒极大的风险，因为我当时已是国民党当局通缉的共产党要犯，悬赏3000块大洋。但是不这样做，我感情上又不能平静。就决心去冒这个险！

我随交通员的引领，悄无声息地潜入了县城。据城内地下党人士透露，我离开不久后，县城便突然实施了戒严，城门紧闭。警察和特务们四处巡逻，严密盘查，声称有一位女共产党员刚刚潜入城中。

数年后，陶铸出狱后亲口告知我，从福安寄出的款项与信件均顺利送达。彼时，他正饱受肺病困扰，咳血不止，我寄去的钱财无疑如同雪中送炭。他用这些钱购买了鱼肝油，病情因此得到缓解。此外，他还购置了若干书籍，将监牢视为学堂，勤奋苦读数年，直至第二次国共合作，党中央将他成功营救出狱。因此，那次的冒险之举确实值得！

▲陶铸、曾志夫妇

陶铸武汉再遇

1937年9月，当我抵达武汉，从上海启程之际，我已得知陶铸同志出狱后，正在湖北工委担任要职。抵达八路军武汉办事处后，我即刻挥毫写下便条，告知陶铸同志我的到访，并委托他人将信件送往武昌。

大约在八点钟的光景，陶铸急匆匆地抵达，边喘着粗气，边滔滔不绝地讲述，几乎不容我插上只言片语：“得知你上午的信件，我喜不自胜，迫不及待地想要过江来看你。然而，下午的会议让我坐立难安，直至六点钟才赶到码头。偏偏又逢大风，轮渡迟迟不开，我焦急万分。幸好，轮渡冒险启航，才得以幸免于难！”话音未落，他突然收住了话语，眼中流露出柔情，语气也似乎温柔了八度：“我腹中饥饿，不如我们去餐馆用饭如何？”

我微笑着，静默地聆听他的心声，内心交织着甜蜜与苦涩。他消瘦得令人担忧，四年的囚禁生活让他的面色苍白，脸颊凹陷，愈发衬托出他那浓眉大眼。一件对襟盘扣的夹袄，随意地套在他瘦削的骨架上，显得摇曳不定。这哪里是二十八岁青年的模样，四十岁倒更显得相称。然而，听他谈话，观察他的眼神，那热情奔放、敏锐犀利、如火一般的陶铸，依旧清晰如昔。

漫步在街头，他频繁地转向我，目光上下一扫，仿佛初见，又似欲探究不尽。我因他的注视而感到羞涩，不禁调侃道：“你这是怎么了？”他轻笑回应：“真的是你？不会是梦中的幻影吧？”喜悦之情溢于言表，宛如孩童般纯真。他继续说：“我刚出狱的那天就给你写了信，通过你母亲转交。等了二十多天音信全无，急得我不知所措。没想到，现在你竟出现在我面前，真让人感觉像是梦境。”忽然想起一件事，他哈哈大笑：“我们当时正在开会，突然收到你的消息，我顿时心神不宁。钱瑛大姐还拿我开涮，说：‘曾志来了，瞧把陶铸乐的，连汗毛都竖起来了！’”

“你不必离去，留下来吧！”内心矛盾重重，虽然从情感上我渴望留下，因我们已分别四年半，但延安，那心驰神往的革命圣地，这机会实属难得。我含糊其辞地回应：“是上海党组织推荐我去延安的。”他诚挚地劝说道：“还是留下吧，我这就去跟郭述申同志（省工委书记）商量！”

陶铸与曽志

在深夜时分，陶铸说道：“目前无法渡江，便在此处安顿一晚吧！”翌日清晨，他再度返回武昌。

第三日晨曦初露，我刚从睡梦中醒来，便迎来了郭述申的到来。按照组织的安排，我将被留在武汉，省工委已为我精心安排，将担任省妇委的书记一职。

陶铸、李克农“三岔口”

我与陶铸在汉口租赁了一处位于楼上的居所，然而厨房却设于楼下，并与他人共用。

夜深至凌晨两点，陶铸尚未归家。直至约两点半，楼下传来了敲门声，我迅速下楼开门。陶铸无言地冲上楼去，怒气冲冲。我上前欲询问，却见其额头上鼓起一个如核桃般大的肿块。“是遭遇特务袭击了吗？”我急忙询问。他哼了一声，怒气未消地回答：“我刚刚和长江局的李克农发生了争执！”

我心中一惊：这岂不是误打误撞，如同大水冲倒了龙王庙一般！众所周知，李克农在营救陶铸等人出狱的过程中功不可没。陶铸出狱后，曾前往办事处，意图面见李克农，以表达自己的感激之情，却不巧李克农外出，未能如愿相见。因此，两人至今未曾相识。

陶铸来到长江局拜访周恩来，他素来性急，故而脚步匆匆，一口气跑上楼梯。然而，就在此刻，楼梯口忽然闪出一个人影，他声色俱厉地喝问：“何人？站住！”陶铸见此人态度恶劣，不禁火起，遂回以嘲讽：“你这人真是官僚习气，吵嚷些什么！”说完，他仍不停步，继续奔跑上楼。就在这时，那人已经挥出一拳。陶铸虽然并不在意，却也顺势还以一掌，将对方的眼镜击落在地，摔得粉碎。于是，两人扭打在一起，从楼梯打至楼下客厅，仍不罢休。

“是你先出手伤人！”

两位意气风发的资深干部，这一幕颇具戏剧性的场景，在五十五年后，被《陶铸传》的作者幽默地称为“三岔口”。自此，每当陶铸与李克农重逢，提及此事，他们总是忍不住笑得合不拢嘴。

在武汉沦陷之际，我们不得不再次离别。陶铸前往鄂中，而我则踏上了鄂西的土地。

1939年12月，我抵达了延安。翌年5月，陶铸亦从鄂中取道重庆，踏上了延安的土地。随着抗战的胜利，我与陶铸一同转战至东北。

陶铸、曾志与陶斯亮合影留念，摄于1966年三月，此为家中最后一张完整全家福。

在“文革”的风暴中，我家不幸遭受了磨难。1969年11月30日，陶铸同志在合肥不幸含冤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