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青与公安系统的往事探因

江青对公安部门怀恨之由。

作者：尹曙生

据不完全的统计，在文化大革命的风暴中，江青曾多次在15个不同场合，以极其激昂的语调呼吁“砸烂公检法”，并指名道姓地列举了20余位公安机关领导的姓名。这些被她点名的官员，随后均遭受了逮捕并被投入监狱。因此，我在《炎黄春秋》2013年第10期所发表的文章中曾指出：“文革初期，江青对公安机关的深恶痛绝，并不仅仅能够归咎于她个人的恩怨纠葛……”

部分读者向我致信，询问道：在文革之前，江青作为毛泽东主席的伴侣，频繁走访各地，公安部门为何对她提供服务和安保，与她关系密切，信任度极高，难道还有什么恩怨纠葛？我的前篇文章主要讨论了为何要摧毁公安机关，并未详述江青对公安系统及干部产生怨恨的具体原因。读者对此表示疑惑，这是可以理解的。本文将具体阐述江青对公安机关和公安干部怨恨的事实和原因，以便我们更深入地了解江青其人，这对于理解我国共和国那段历史具有重要意义。

1977年12月1日至1978年1月15日，公安部于京城举办了第17届全国公安工作会议，参会人数超过680人。我作为安徽省公安代表团的成员，荣幸地参与了此次盛会。会议聚焦于揭露和批判林彪、“四人帮”在文革期间对公安机关的破坏、对公安工作的否定以及对公安干警的残酷迫害，旨在明确公安工作中的重大原则问题。华国锋同志领导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此次会议，特地指派中共中央副主席汪东兴同志和政治局委员纪登奎同志负责具体领导工作。会议圆满落幕之际，华国锋主席、叶剑英副主席、李先念副总理以及复出不久的邓小平同志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与全体与会代表合影留念。

在参会者中，有四十余位公安领导干部刚从狱中获释，他们在文革期间被囚禁，最长达十年，最短亦不少于四年，对江青的仇恨深植于心。1978年1月3日晚，北京、上海、天津、浙江、江苏、安徽、湖南、湖北、辽宁等地，共25位曾在文革中遭受牢狱之灾的资深公安工作者，齐聚一堂，举办了一次座谈会，共同分享各自的牢狱经历与深刻教训。此次座谈会的发起人为江苏省公安厅前厅长洪需霖（在“两案”审判期间，他担任江青一案的公安预审员，江青常与他争执不下，拒不认罪，甚至一度导致预审工作陷入僵局——作者注）。安徽省公安厅厅长马敬铮因文革期间被江青指为苏修特务嫌疑而被捕入狱九年，出狱后身患肝癌，住院治疗，未能与会，不久后不幸去世。安徽省公安代表团由常务副厅长伍彤带领出席，伍彤本人也曾被江青指为苏修、蒙修双重特务，被囚禁八年，出狱后身患糖尿病、高血压、青光眼，行动不便，特向我提出希望陪同参加座谈会。我欣然应允。

公安机关与我们并无冲突，江青为何如此仇视公安机关和 ourselves？

一位局长曾言，我与江青有过十五次交往，每次均全力以赴，竭诚为她提供周到服务。我指派专人负责照料她的起居，确保她的安全，并为她寻访最优质的医疗资源。此外，我亦时常陪伴她游历、购物，为她挑选舞伴共舞。她对我始终未曾有过任何不满，反倒是屡次给予表扬，称赞我工作认真、细致。然而，文革初期不久，她便将矛头指向我，指责我对毛主席及她进行窃听，扣留他们的信件，并整理她的负面材料。因此，我被押送至北京，度过了长达七年半的牢狱生涯。

一位厅长曾言：“江青，乃毛主席之伴侣，我们对毛主席怀有无限的崇敬之情。纵然对她挑剔之态有所感知，难以伺候，然而，出于对毛主席的尊敬，我们对她始终保持着敬意。她交代的任务，我们无不竭尽全力去完成，她对我颇为满意。1959年与1964年，她两次主动与我合影，我心中倍感感动。然而，在文革期间，她却将我点名，指责我整理了针对她的所谓黑材料，并将我监禁。叶群指使空军部队的战士假扮造反派，两次对我家进行搜查与抄家，连我们的合影照片也被夺走。与此同时，那些与江青相识的演艺界名人也遭到了同样的命运。”

江青与唐纳

一位局长曾言，我对江青在30年代的经历颇为了解。彼时，她在上海从事演艺事业，与多位男性有过同居经历，绯闻不断。特别是1936年与唐纳结婚后不久便反目，又与他人同居，导致唐纳在济南和上海两次自杀未遂，一时间成为上海滩最大的绯闻。鉴于演艺圈此类事件时有发生，我们对此并不感到特别惊讶。同时，考虑到她年轻时积极追求进步，不到20岁便加入中国共产党，曾遭逮捕，后经营救获释，并最终投奔革命圣地延安。与毛主席结合后，她那曾令人生厌的两性关系乱象得以纠正。因此，坦白讲，我对她颇为敬佩，就如同对宋庆龄的敬仰一般，将她视为国母。然而，1967年她诬陷我捏造她的黑材料，导致我被监禁了十年。在狱中，我时常想，毛主席怎么会娶了一个如此不讲道理的妻子呢……

座谈会落幕之后，我深思熟虑，始终未能解开心中之谜——江青与公安机关、公安干部之间究竟有何过节，她缘何对公安机关及公安干部怀有如此深仇大恨。彼时，潘汉年、扬帆的冤案尚未得到昭雪，这个谜团依旧悬而未解。

遭受江青迫害的扬帆，身心俱疲，最终患上了精神分裂症，视力也彻底丧失。

1987年秋季，我有幸参与了在上海举办的中共中央华东局社会部情报史搜集整理工作会议，该会议由公安部公安史编纂领导小组主持。在会上，胡立教、李世英、李丰平、扬帆等资深的公安前辈莅临指导。这是我首次遇见了赫赫有名的潘汉年、扬帆大冤案的当事人——扬帆。经过几十年的牢狱生涯，他显得异常苍老、疲惫，眼神黯淡，身姿佝偻，行动离不开妻子的搀扶。他的思维时而清晰，时而模糊。某天下午，怀着无比崇敬的心情，我向他请教问题。他在回答了几句后，突然对我说：“我不能再与你交谈了，毛主席已派人来接我，专机已在虹桥机场等候，我必须立刻启程……”听闻此言，我内心感到无比的悲伤。

后来我得知，1954年12月31日，扬帆被公安部派遣的人员押送至北京，名义上是参加会议，实则被秘密监禁，自此音信全无，长达二十余年。在那段关押期间，他不幸患上精神分裂症，常常独自低语，声称毛主席派遣飞机来接他参加会议。尽管出狱后经过长时间的医治，他的病情依旧起伏不定，时而好转，时而恶化。昔日，他曾是公安情报战线上的一位儒雅之士，风度翩翩，才智过人，如今却落得如此境地！

随着潘、扬冤案的昭雪，众多信息的逐步揭晓，我逐渐领悟到江青对公安机关及公安干部的积怨早已根深蒂固，文革不过是这一怨恨集中爆发的导火索。

江青对公安机关和公安人员的积怨，其根源可追溯至1938年的深秋。那时，毛泽东与江青即将成婚的消息传至皖南新四军总部，时任中共中央东南局书记兼新四军政治委员的项英对此持有疑虑，遂向新四军总部秘书、军法处调查科科长殷扬（亦称扬帆）询问江青在上海的过往。殷扬便将自己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时搜集到的江青相关资料整理成文，转交给了项英。项英遂向中央发出电报，明确表示“此人不宜与主席结亲”，并附上了殷扬所提供的材料。这些材料主要汇集了上海报纸杂志上所披露的江青的桃色传闻以及她曾遭遇的牢狱之灾，认为与共产党领袖结为连理实属不妥。

然而，电报送达之际，毛泽东与江青早已结为连理。然而，这封电报的内容却是由时任中央社会部部长康生转告于江青。江青在知晓此事后，愤怒之情自是溢于言表。

面对怒火，江青内心深处也体会到了在上海那段星光璀璨的电影生涯如何险些破坏了她与毛泽东的联姻，并对她的未来构成威胁。她坚信，消除这段过往的最佳途径是彻底抹去相关记录，然而这显然无法实现；若无法抹去，至少应尽力掩盖，但这同样困难重重；若掩盖不成，便只能设法让知晓这段历史的人闭口或消失，然而那时的她并无此等能力。1941年皖南事变后，项英遭叛徒暗杀，一位知情者就此消失。但那个化名为殷扬的人又藏身何处？由于身份隐秘，无人知晓其真实身份。江青始终铭记在心，务必寻找到那个名叫殷扬的人。

扬帆

命运使然，非仇即友。1953年春，江青因疾赴苏联就医，随后与蔡畅一同在苏联巴哈维尔疗养胜地的苏联部长会议疗养院休养。与此同时，因脑瘤困扰的扬帆（殷扬）在公安部的批准下，亦于二月踏上苏联土地，寻求手术治疗，并入住同一家疗养院。四月某日，在蔡畅的倡议与引领下，众人一同前去看望江青。交谈间，江青得知眼前这位上海市公安局局长正是她昔日在新四军时期提供历史资料的殷扬，愤怒之情溢于言表。然而，她依旧面不改色，极力压抑着内心的怒火，使得扬帆并未察觉到丝毫异样。

然而，仅仅20日之后，扬帆便遭遇了突发的变故：尽管脑瘤尚未痊愈，他却接到了来自公安部的电报，要求他即刻回国。5月11日，扬帆自苏联返回上海。抵达后，无人向他解释回国之急迫理由，反而收到公安部的正式公文，告知他需在家中“安心休养”。随后，公安部派遣了两名局级干部秘密前往上海，对扬帆的问题进行调查。

1953年12月21日，公安局副局长扬帆，其职务与市委政法委员的身份均突遭解除，未获任何新的工作任务指派，以致陷入无所事事的状态。至1954年12月31日，扬帆被公安部悄然秘密逮捕，随即被押送至北京。

翌日，即1955年1月1日，公安部部长罗瑞卿与常务副部长徐子荣亲自对扬帆进行审问。首先，他们针对上海市公安局“以特反特”的工作进行了询问。实际上，两位部长对此情况了如指掌，并在公安部的指导下已将其纠正。此次审问，实则是一种掩饰，实则借机婉转而不动声色地探询了扬帆1938年所撰写的有关蓝苹（江青在演员时期所用之名）的材料，以及该材料曾交予项英的情形。扬帆对此事坦诚作答。

审问落下帷幕之际，罗、徐二位部长对扬帆进行了严肃的告诫：关于蓝苹在上海那段过往，今后严禁向任何人提及，即便是在审讯过程中，亦不得对外泄露。即便在文革期间，专案组多次对扬帆进行审讯，他始终未曾透露此事。由此可知，罗、徐二位部长此行是亲自来核实扬帆是否曾向项英提供有关蓝苹在上海的历史资料。

50年代，林伯渠、朱明在苏联。

1962年，中国共产党资深元老林伯渠的夫人朱明（原名王钧壁，系安徽定远人士，1945年在延安与林伯渠喜结连理）因1953年匿名致信江青一事被揭露，无奈之下，在家中自尽离世。查阅朱明的档案，发现周恩来总理亲笔批示：“□□□指示：朱明之案与1939年扬帆（殷扬）通过项英对江青同志进行诽谤的性质如出一辙，其矛头直指主席。”由此可知，扬帆所撰写的关于江青30年代历史的资料，不仅激怒了江青本人，□□□亦视其为对自身的攻击。扬帆的命运，已是岌岌可危。

历史之真实，离不开细节的真实。有观点指出，扬帆冤案与当时对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批判大背景相连，亦与他在上海实施“以特反特”策略的错误行为相关，且与江青有所牵连，尽管并非核心因素。然而，这一观点已被事实充分反驳。以下的历史细节进一步揭示了江青在扬帆冤案中的主导地位，而这些细节多年来却为众多研究潘、扬事件者所忽视。

1949年8月25日，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一书记兼上海市委第一书记饶漱石在中共上海市委会议上提出了“以特反特”策略，并获得包括陈毅、谭震林、李士英、梁国斌等在内的与会成员的一致赞同。会议参与者还包括了上海市委第二书记、市长陈毅，第三书记谭震林，上海市公安局局长李士英，以及华东局公安部部长（社会部部长）梁国斌。对于为何持续关注执行市委决议的公安局副局长扬帆，值得关注的是，李士英是解放后上海市公安局的首任局长，任期从1949年6月至1950年6月，正值“以特反特”策略实施的高峰期。扬帆接任局长后，于1950年6月至1951年12月任职，随后调任华东局公安部副部长，并在1952年4月兼任上海市公安局副局长。

其次，“以特反特”的执行主要集中在了李士英局长任职期间，而扬帆接替局长职务仅两个月后，即1950年8月，便开始着手纠正相关做法。至1951年2月，罗瑞卿部长莅临上海进行视察，对上海市公安局的“以特反特”策略提出了四点批评：预审科不应依赖特情；不应让特情引导特情；不应公开运用特情；特情的运用不应过度。同时，罗部长也认可了上海在运用特情方面取得的成果：一是成功破获多起案件，其中不乏重大案件；二是能够及时发现特情的问题并迅速予以纠正；三是在处理胡均鹤案件时，表现出了出色的能力，罗部长对其给予了高度评价，称赞上海的侦查工作充满锐气，纠正错误的态度亦值得肯定。

遵照罗瑞卿的指示，1951年4月27日，扬帆对问题严重的特情分子进行了全面逮捕，胡均鹤除外，并停止了对其使用。因此，“以特反特”的问题在当年4月便得以根本解决，并获得了罗瑞卿的高度认可。

1951年12月，扬帆卸任公安局局长一职，转任华东公安部副部长。此职位空缺，由原华东局社会部部长、公安部部长梁国斌接任。到了1952年4月，在梁国斌的多次恳请下，上海市委及公安部同意扬帆兼任上海市公安局副局长。直至此刻，上海市委与公安部依旧对他深信不疑。然而，自苏联与江青会面后，他即刻接到回国指令；回国后，无人向他作出任何解释，亦未分配给他工作。到了1953年底，他所有行政职务被剥夺。这一切无不昭示，扬帆的失势实乃江青一手促成。

进一步的历史资料显示，1953年12月27日，江青陪同毛泽东抵达杭州期间，与公安厅厅长王芳的一次对话中，她询问：“你是否认识扬帆？”王芳确认认识。江青接着追问：“你知道他过去的名字吗？他原名殷扬，曾在国民党南京剧专任职。”此时扬帆已被剥夺所有职位，江青的这种提问方式明显含有深意。显而易见，若要彻底打倒扬帆，单靠他提供的关于江青的历史资料和所谓的“以特反特”是不够的，必须挖掘他的历史问题。后来，扬帆因被指控为“内奸”被捕审讯，其依据正是江青所提供的曾在南京剧专工作的经历，以及与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张道藩的联系。扬帆被捕前，江青便向王芳透露这一信息，再次揭示了她是迫害扬帆的主谋（详见《王芳回忆录》）。扬帆被捕后，江青在1955年和1956年间多次前往公安部向徐子荣了解对扬帆的审讯进展（详见《徐子荣传》）。这一切充分表明，江青是制造扬帆冤案的关键人物。这也标志着江青与公安机关、公安干部之间结下的深刻矛盾。

江青与公安机关及公安干部的第二次矛盾纠葛，源于她接连收到的三封匿名信，这让她深感自己的历史问题可能影响到她作为第一夫人的地位。她指责公安机关在处理这三封匿名信事件上无所作为，甚至怀疑背后有指使者或庇护者。与此同时，她的历史问题被更多专案人员所掌握，她忧虑一旦时局有变，这些知晓她历史问题的人可能会散布出去，对她政治生涯构成持续威胁。因此，在文革前夕，她对参与侦破案件的干部表面上客气有加，以博取好感，并要求他们为她保守秘密。然而，文革爆发后，她权势滔天，暴露出真实面目，无所畏惧，将那些了解她历史的人投入监狱，甚至使他们消失或丧命。参与侦破这三封匿名信案件的公安部、上海和浙江省公安厅（局）的领导以及大部分专案人员，均未能幸免于难，他们被捕入狱，有的甚至死在狱中，罪名是涉嫌对毛主席和江青进行窃听，整理她的负面材料。当局以搜查这些材料为名，对这些人员的住所进行了反复搜查和抄家，将涉及江青历史问题的资料、档案和照片全部运往北京，并在她亲自监督下予以销毁。

1953年12月27日，江青陪同毛泽东抵达杭州，翌年3月14日离杭，逗留逾七十日（毛泽东先行一步离杭）。3月7日，江青接到一封来自上海的匿名信，信中揭露了她上世纪30年代在上海的过往历史及传闻。江青向省委书记谭启龙及公安厅厅长王芳透露，有人匿名写信陷害她，矛头直指主席，并主动向二人澄清自己30年代在上海的历史清白。返京后，江青将匿名信事件向毛泽东作了汇报，得到认同后，便开启了以“18号案件”命名的专案调查。此案引起了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的高度重视。公安部部长罗瑞卿亲自担任侦破工作的总负责人。中共中央华东局召开专题会议，由第三书记谭震林主持，第二书记、上海市市长陈毅亲自部署案件侦破工作。上海市公安局和浙江省公安厅的主要领导均全力以赴，投入到这场侦破工作中。

鉴于匿名信封上显眼的“华东文委”字样，且信件源自上海，江青指示侦查部门将侦查重心置于上海市的党政机构以及曾于上世纪30年代在上海文艺界担任要职的人员。尽管如此，案件一时间未能取得突破性进展。

“曾菲具备作案的条件和思想动机，涉嫌重大。”专案组暗中提取了曾菲的笔迹进行比对，结果相似度极高，疑点进一步加深。然而，尽管专案组进行了细致入微、谨慎周密的秘密调查，却未能掌握确凿的直接证据。仅凭笔迹相似，尚不足以定案，侦破工作因而陷入僵局。

江青屡次询问案件侦破的进展，对专案组内部有人暗中作梗心生疑窦，曾多次向罗瑞卿、徐子荣表达其不满情绪。尽管案件一时难以告破，但专案组始终未曾松懈，对案件的侦破工作持续不懈。公安部门投入了巨大的人力和物力资源，直至1961年，犯罪嫌疑人终于“自投罗网”，案件才得以圆满解决。

昔年中共资深元老、中央政治局委员兼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林伯渠，于1960年5月29日在北京不幸辞世。翌年，林夫人朱明致信中央，就林伯渠逝世后遗留的一系列历史问题（尤其是文稿处理事宜）向上级反映，并呈报中央。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在审阅信件时，发现其笔迹与八年前江青收到的匿名信笔迹如出一辙，遂拨电公安部副部长徐子荣。经公安部专家细致鉴定，确认两封信的笔迹出自同一人之手。杨尚昆与徐子荣随即与朱明进行了谈话，她坦率地承认了八年前所写的匿名信系其手笔。然而，组织尚未对她的行为作出处分，她便在家中服安眠药自尽，此事件被中组部定性为反革命畏罪自杀。

江青对于公安部门迟迟未能破解此案深感不满，案件一旦告破，她又对朱明涉嫌作案的指控产生怀疑，认为公安部门早已掌握相关线索，却拖延不决，其目的在于维护林伯渠的声誉，以及保护朱明。

自“四人帮”被彻底摧毁之际，朱明的家属便提出了申诉。在胡耀邦的亲自批示下，中央组织部对此案进行了重新审查。最终裁定，朱明给江青的信件内容并无不当，原先将其定性为反革命分子实属错误，此乃一桩冤案，理应予以平反，并恢复其名誉。

第一封匿名信尚未被破解之际，五年光阴转瞬即逝，第二封、第三封匿名信接连涌现，内容依旧涉及她的历史问题，且直接寄至她本人手中。江青的愤懑之情，不难想见。

1959年3月24日，江青以毛主席的生活秘书之职，乘坐飞机抵达上海，并入住位于茂名南路锦江饭店对面的“法国俱乐部”。在她的安排下，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张春桥及公安局局长黄赤波一同陪同。上海市委对毛主席即将参加的八届七中全会在锦江饭店的会场安全保卫及毛主席的饮食起居等准备工作进行了细致的检查。江青对于上海的周到安排表示了充分的满意。

3月26日，江青情绪愉悦，于室内悠然拉起二胡，边拉边唱。正当她陶醉其中时，锦江饭店的主任突至，手捧一封标注“亲启”的信件。她心中疑惑：无人知晓其居所，怎会有信件如此迅速送达？她拆开信封，取出信纸匆匆一瞥，不料仅几分钟便气得晕倒在沙发上。随行人员与饭店服务员顿时慌乱失措，不知如何是好。片刻后，江青苏醒，迅速恢复镇定，佯称可能是低血糖发作，只需吃块饼干即可。言罢，她真的拿起两块饼干大口品尝，成功瞒过了随行人员和宾馆服务人员。

夜幕低垂，政治局候补委员康生步履匆匆抵达了上海，选择下榻于锦江饭店，专程前来探望江青。江青递上了一份匿名信，请康生过目。康生接过信件，稍作阅读后，严肃地说：“这是一起性质严重的反革命政治案件。”

3月29日，周总理莅临上海，江青与康生联袂向他禀报了匿名信事件。周总理随即召集罗瑞卿至私室，限期他在十日内查明真相。

罗瑞卿不敢有丝毫懈怠，即刻与北京公安部常务副部长徐子荣取得联系，紧急调派刑侦专家火速赶往上海，协助上海市公安局共同侦破此案。翌日，公安部刑侦专家宋添福带领两位侦破高手抵达上海，与上海市公安局的20余位刑侦专家共同组建了专案组。柯庆施亲自指定公安局局长黄赤波担任专案组组长。

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七次全体会议将于4月2日正式拉开帷幕。4月1日的下午三点，毛主席抵达上海，江青陪同中央领导前往机场迎接。她刚刚离开下榻的宾馆，当天寄往锦江饭店、转交给江青的第二封匿名信便已送达。鉴于信件内容敏感，专案组不敢擅自拆阅，遂将其转交给了江青。这封信是从北京寄出的。而前一封匿名信则是从上海寄出的，因此专案组决定一分为二，立即派遣人员前往北京展开调查。

鉴于江青仅允许专案人员查看信封，而信件内容则被严格保密，这使得专案人员难以对嫌疑人的作案动机、目的、语言风格、地域特点以及其它相关信息进行准确判断，这对案件的侦破造成了极大的不利。专案组遂要求黄赤波向江青进行反映，但黄赤波因顾虑重重，不敢直言，只得将此事上报给柯庆施。然而，柯庆施同样不敢直面江青，只得将情况上报给了周恩来总理。

周总理命令罗瑞卿与江青进行沟通。罗瑞卿以周总理的名义与江青进行了面对面交流。江青表示会予以考虑，但翌日却改变了主意。无奈之下，罗瑞卿只得向周总理报告情况。周总理遂亲自介入，与江青进行了谈话。面对周总理，江青最终不得不交出了信纸。专案组经过10天的紧张工作，却毫无进展，期限已过。周总理询问罗瑞卿案件为何难以破获，罗瑞卿恳请再给予半个月的时间，保证案件能够侦破。

案件告破（具体破案细节此处从略），作案者系东海舰队一位海军中尉，名叫金柏麟，彼时年方28岁。金柏麟系烈士遗孤，自幼由姨妈史文慧抚养长大。史文慧乃上海评弹界知名演员，与江青相识，对其过往颇为熟知。史文慧时常与金柏麟谈论江青，对他的思想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当江青入住“法国俱乐部”时，恰好被路过此地的金柏麟认出。金柏麟遂利用打字机撰写了两封信，一封自上海寄出，另一封则在出差至北京时发出。案发后，金柏麟因泄密罪被军事法庭判处两年刑期，并被送往大西北的劳改农场服刑。文革期间，他险些遭江青追杀，幸而得以幸免。文革结束后，金柏麟得以平反。

揭露江青过往问题的三封匿名信，并未投递至党组织，而是直接寄给了江青本人。这表明写信者并非意图让党组织追责，而是意图宣泄个人郁积的不满，向她发出警告：切勿过于嚣张，切莫忘记你在上海滩所犯下的那些隐秘丑闻。实际上，涉及个人私生活的匿名信，其重要性微乎其微，且直接寄予当事人。若此类信件发生在一般演员或普通人身上，或许仅会被一笑置之；若在当下披露，反而可能使其成名。信中所述内容，在解放前的报纸和杂志上俯拾皆是，并无什么秘密可言。因此，写信者显然不构成反革命罪或泄密罪。然而，这样的信件却偏偏出现在第一夫人身上，引起了各级领导的关注，耗费了大量民脂民膏。案件虽得以破获，但江青却并不满意，因为参与破案的人员了解到了她那段并不光彩的历史，导致她的形象受损。

在文革那段动荡岁月，反革命标语和传单事件构成了绝大多数反革命案件，其比例高达90%，而其中超过半数的目标直指江青。为确保红卫兵小将和造反派对其历史无知，以维护其“光辉”形象，她将掩盖其历史真相、让知晓者沉默或消逝，视为头等大事。当时，她的权力无所不能，欲整治何人便整治何人，由此上演了多幕对公安干警的残酷迫害戏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