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三机组人员的绝命航班

256号三叉戟飞机在山海关机场强行升空之际，仅有四名机组人员登上了飞机。夜幕低垂，发动机突发的轰鸣声让全体人员紧急奔向停机坪，却眼睁睁看着飞机滑向跑道。现场一位陆军军官举枪示意阻止，一片混乱之中，机上究竟是谁？为何如此急促起飞？这一晚，一段震动世界的历史悬疑由此揭开。

熟知“九一三”事件的人，无不了解到这样一个情形：林彪乘坐的三叉戟256号飞机在山海关机场强行升空之际，机上仅剩9名机组人员中的4人。剩余的5名成员尚未登机。如此惊心动魄的历史瞬间，机组人员中竟然出现生死不一的状况，亦令人倍感惊愕。这种罕见的情形，无疑是所有关注此历史事件的人们试图探寻的谜团之一。

山海关机场“飞行后”

1971年9月12日，星期日，傍晚7点40分，林立果及其余五人登上了林彪所乘坐的三叉戟256号飞机，该机从北京西郊机场腾空而起。至当晚8点20分，飞机抵达位于北戴河40公里外的山海关机场，旨在执行林彪当时在北戴河休养期间的专机任务。林立果与刘沛丰立刻乘车驶离机场，随后，机组人员依照专机任务的规定，对飞机进行了全面的检查，这一过程飞行员们通常称之为“飞行后检查”。尽管256号飞机从北京起飞至山海关降落仅耗时35分钟，且飞行过程中并未出现任何异常，但按照专机任务的规定，对飞机进行细致的检查仍是必须的。毕竟，三叉戟飞机是首次承担林彪的专机任务。

此次执行关键专机任务的机组共有九位成员。根据各自的业务岗位，机长一职由专机部队副政委潘景寅同志担纲，一团副参谋长陈联炳同志担任第一副驾驶，团通讯副主任老陈同志负责机组通讯工作，三大队领航副主任老李同志出任机组领航员，机务副中队长李平同志担任机械主管，机械师张延奎同志担任机械员，邰起良同志担任特设师，随机空中服务员小魏同志，而我则担任第二副驾驶员。当时，我的行政职务是三大队8中队的中队长。在256机组中，无论是飞行、领航、通讯还是机械等各个业务岗位，成员均为三叉戟飞机的技术专家，这在当时的空军中是独一无二的，根本无法再组建出一个与之水平相当的机组。

飞机发动机的部分，无疑是机械师们关注的焦点。与此同时，空中服务员小魏则坚守在机舱内，细心地维护着客舱的整洁与卫生。而我，则站在飞机尾部左侧，协助机械师张延奎，为他向发动机内注入必要的润滑油。

此刻，机长潘景寅缓步至李平身旁，低声下达指令：“请将飞机的燃油量调整至17吨。”

“请再加17吨燃油！我们目的地是哪里？”不等李平开口，我抢先向机长发问。自北京得知需要加16吨燃油的消息后，关于额外加油的疑问便在我心中萦绕。我的好奇心驱使我迫切想要知晓这架飞机的目的地。燃油量的增减直接影响到航线的长度，而我坚信林彪如同往年一样，会在国庆节前返回北京参加庆典。

“稍后我们登机后，可以仔细研究一下航线。”机长的话语似乎有些答非所问。片刻之后，除了机械师和服务员，机组其他成员也纷纷登上飞机，借助机舱内的灯光，开始对航线进行仔细研究。

所谓“研究航线”，指的是机组中领航、通讯与驾驶三大岗位成员共同参与的一项关键任务。通过这项研究，我们旨在全面解决飞机从甲地飞往乙地的整个飞行过程中所涉及的所有技术难题。

李平将油车驶至机场，按照既定程序提取车中燃油并妥善封存样本，随后正准备加油，却意外发现山海关油车的加油导管与三叉戟飞机的压力加油接头存在不匹配的问题，导致常规加油操作无法进行。在向机长汇报这一突发状况时，潘景寅沉思了片刻，随后缓缓开口说道：

“明天再说。”

机长的这一决策揭示了两个关键问题：首先，在他心中，早已预留了符合专机任务的时间表，据此推断，飞机至少应在次日升空；其次，潘并未意识到当晚需紧急起飞，换言之，他并未掌握林彪等人的具体行动计划。倘若潘知晓此情，他定会毫不犹豫地将燃油加入飞机，数量远不止17吨，而是会一次性将油箱加满至21吨。尽管常规加油途径不可行，但采取其他方法却极为简便，仅需攀爬至机翼上方，揭开油箱盖子，便可利用油车导管直接进行加油。

依照规定，专机在夜间停放时，务必由当地警卫部门负责监护。机械师李平对飞机周边进行了细致的检查，确保了夜间停放所需各项工作的准确无误，随后便着手将飞机移交给山海关机场场站的保卫部门进行管理。

山海关机场，作为海军航空兵的驻军基地，现已无飞行部队及飞机驻扎，仅剩负责机场警卫、通讯调度、后勤保障等岗位的工作人员坚守岗位。当夜，256号飞机降落时，所涉及的一切事务，无不与山海关机场的海军同仁紧密相连。鉴于这是一架重要专机，当晚执行飞机警卫任务的均为海军排级以上的干部。为此，山海关场站特地于停机坪旁临时增设了一部场内电话分机。

飞机任务顺利完成，机组人员陆续踏入食堂，我瞧见从北京同机抵达的山海关的程洪珍，以及两位女兵，正一同在食堂进餐。程洪珍身旁摆放着一个精致的手提皮箱，而两位女兵则斜跨着从飞机上取下的军用挎包。由于彼此陌生，无人主动搭话，她们各自在两张桌上坐下，开始用餐。然而，自机组人员踏入食堂起，两位女兵便不时投来警觉的目光。程洪珍年约三十，身材中等，身着空军制服，面容白皙，外观上颇似一位知识分子，传闻她是林立果身边的英文翻译。两位女兵年龄介于十八至二十岁之间，身材高挑，眉目清秀，身穿的空军制服略显宽松。她们并无女孩子们聚在一起时的嬉笑打闹，从她们的到来可以看出，她们并未与林立果、刘沛丰一同前往北戴河林彪的住所。

餐后，众人返回招待所，依照分配各自安顿在指定的房间中休憩。潘景寅身为师级干部，被安置于独立的高级客房之中，服务员小魏则与两位女兵同住一室。而其余七人则被安排在另一排连为一体的平房内。这排平房东西走向，最东头的一间为专机师调度室主任老李的常驻之地，次间则是程洪珍的居所，从第三间起，便由机组人员自行分配。我根据机组人员的特性和平日住宿的惯例，对住房进行了合理分配。机务组的三位成员住在第三间，我与领航员同住第四间，第五间则由团司令部的两位陈老占据。

机组人员各就各位。自下午6时起，大家便忙碌不息，直至夜幕低垂至晚上10点，身心亦感疲惫。此刻，我站立于门扉处，向隔壁的副驾驶陈联炳询问：

“现在休息如何？”

“潘不来，咱就睡。”

实际上，我心知按照任务规程，我们尚有一场机组讲评会未曾召开。考虑到当天飞行时间仅短短数分钟，似乎并无太多内容需要讨论，或许不开讲评会亦无妨。

数分钟后，潘景寅抵达了平房，准备召开机组会议。众人迅速集结于三位机械师的居所，狭窄的房间内，三张床铺上挤满了九人。起初，潘景寅对北京至山海关间的飞行状况进行了简要的点评。随后，他继续说道：“目前，两条路线的斗争愈发复杂，我们必须解决与人员相关的问题。”潘景寅口中的“两条路线斗争”，实则指的是当时在空军内部流传甚广的“吴反林”事件，即空军司令员吴法宪等人对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的反对言论。

潘对第二日的航班安排表示：“至于明日的具体航线，目前尚未确定，我们将遵从空军胡副参谋长的调度指令。对于机组而言，最关键的是目的地，只有明确了航线，我们才能对飞行条件、地形地貌以及备降方案有充分准备。目前航线未定，那么对于沿途的地面支持措施，我们应如何应对？对此，潘回应道：‘航线保障事宜，将由空军司令部的航行局负责及时安排。’”

在机组会议上，机械师李平详细报告了飞机飞行结束后的检查结果，确认飞机状况一切良好，且机载油料余量高达12吨半。同时，服务员小魏自发进行了自我批评，就北京起飞时因未能妥善固定茶具导致几只杯子破损一事，进行了诚恳的检讨。

潘景寅对第二天的日程进行了规划：“明早6点钟起床，6点半享用早餐，随后应提前抵达机场，做好登机的准备。当前时间已晚，请务必抓紧时间休息。”我瞥了一眼手表，指针正指向22点40分。

邻室的几位机械师，由于身心俱疲，不久便关上了门，进入了梦乡。

康庭梓

初秋的海滨，夜色渐浓，微寒的晚风轻轻拂过。我安顿在紧邻窗边的床榻上，窗户与门外仅相隔一墙，距离那些机械师们的居所不过咫尺之遥。我关上了那扇敞开的窗户，并拉下了窗帘。或许正是这一连串下意识的简单举动，将我与机械师们分隔成了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尽管只隔着一堵墙，却丝毫未曾察觉到他们起床时的丝毫动静。

临睡前，我向室友，那位资深领航员老李询问：“难道你们在飞机上没有研究好航线吗？”

“仅对几条航线进行了初步规划，包括重庆、大连、广州等地，具体目的地尚未确定。无论如何，我的领航记录纸已妥善备份。这些记录纸上可预先填写航线的基本信息，而实际飞行中的数据则需在空中实时记录，因此提前准备领航记录纸是必要的。”

在山海关机场，9月12日的深夜11时，表面上显得格外宁静。我身怀一日的劳顿，迅速陷入了沉睡之中。

惊心动魄的山海关夜

“嘭嘭嘭！嘭嘭嘭！”一阵急促的敲门声划破了夜的宁静，将我从沉睡中唤醒。门外传来急切的呼喊：“首长已抵机场！速速起床！”紧接着，隔壁房门也被敲响。我辨认出那是调度室主任老李的声音。与此同时，领航员老李也被这突如其来的敲门声惊醒。在黑暗中，我摸索着找到了开关，灯光亮起，只见老李和我正做着相同的动作，我们无暇多言，心中只有一个念头：“快！”我们迅速施展平日里应对紧急任务时所磨砺的过硬本领，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迅速穿戴完毕。尽管我们曾遭遇过不少紧急情况，却从未有过首长抵达机场而机组人员仍在梦乡的先例，更不用说这次任务非同寻常。正当我穿上第二只皮鞋时，突然从停机坪传来飞机发动机启动的轰鸣声：

“轰……”

“这怎么可能……”心中刚冒出“飞机还未到达，怎么可能会发出开车声”的疑问，随即又被那真实而熟悉的、强烈的三叉戟发动机轰鸣声所打消。没错，这绝对是256型飞机发动机启动的声音。我顾不上系紧鞋带，也忘了扣好衣扣，拎起背包就冲出了房间。在招待所外的昏暗灯光下，我瞥见副驾驶和通讯员两人已经奔跑在前面。当我左转跑过机械师、程洪珍和调度室三个房间的门口时，连看一眼他们房间的机会都没有，但眼角的余光似乎隐约看到程洪珍房门前站着一个人。我继续向东奔去，直至从右前方望见停机坪。在白炽灯的照耀下，银白色的256飞机停在那里，随着发动机轰鸣声的突然增强，它迅速向前弹射出去。此刻，眼前的情景让人难以置信，这是我飞行生涯中从未遇见过，也未曾听说的情形——机组中至少还有四名成员尚未登机，而飞机却即将起飞。我顾不上多做思考，只以最快的速度冲向停机坪，想弄清楚究竟发生了何事。

飞机引擎的轰鸣声在停机坪上回荡，营造出一片混乱的景象。在刺眼的白炽灯光照耀下，我目睹了256号飞机沿着通往跑道东端的滑行道急速前行。深夜里，发动机的轰鸣声显得尤为响亮，几乎淹没了停机坪上其他所有的声响。海军地面保障人员和匆忙赶到的机组人员，不约而同地注视着那远去的飞机，他们震惊地站在那里，紧张得无法开口。

在一片混乱之中，我察觉到一队人马骤然从夜幕中现身。一辆满载全副武装陆军战士的卡车停在了停机坪的正中央，士兵们纷纷跳下车，端着步枪。我似乎听到了有人高喊：“开火！”紧接着，又有人呼喊：“不要开火！”人声、汽车引擎声与飞机的轰鸣声交织成一片嘈杂。就在卡车抵达的同时，一辆吉普车在我仅几米之外的地方停下。伴随着一声急刹车，一位40多岁的陆军军官敏捷地跳下车来。他瞧见我身穿飞行员制服，便断定我便是机组人员。他左手紧紧抓住我的右臂，右手紧握着手枪，一边用枪口指向远处正在滑行的飞机，一边用浓重的山东口音焦急地对我说：

“快拦飞机！”

我甚至不清楚飞机上有何人，仅凭空手便站在那里，又怎能成功拦截飞机呢？那位军官显然是焦急之下失言了。我接连追问：

“谁在飞机上？”

“这飞机绝不能起飞！快阻止它！”他似乎并未真正领会我的询问。我脑海中迅速梳理着种种异常现象，迅速得出结论：无论如何，必有隐情，飞机无法起飞，真相自会水落石出。我注意到停在那儿的吉普车，灵机一动，指向那辆车，以命令的口吻对那位军官说道：

“速速将车辆驶向跑道，确保与飞机对准，将其堵截，它便无法起飞！”

置身于那令人心惊肉跳的局势之中，我脑海中立刻涌现出以下几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首先，我立刻联想到是否发生了劫机事件，这源于我对飞机突然启动的惊讶。正常情况下，飞机在没有机组主要人员在场的情况下是不可能起飞的，尤其是在副驾驶、领航员和通讯员均不在的情况下。即便是在进行飞行员的基础训练，起飞和降落都需要这些人员的配合，更不用说现在是在外场，夜间，且是专机待命的关键时刻。那么，是谁在半夜三更爬上飞机呢？这显然是恶意的举动。然而，我又转念想到，三叉戟飞机仅引进两年，除了眼前的飞行员团队，其他人似乎没有资格驾驶。我很快否定了这种想法。那时，我的思维完全局限于正常的飞行活动，不敢也不愿意将眼前的情况与政治事件联系起来。

其次，当调度室主任敲响门扉，语气急促地喊道：“首长驾临，快起床！”但停机坪上的喧嚣景象，哪里还能窥见首长乘坐飞机时的庄严与气派？纵然我未曾亲身参与过林彪专机的任务，但在执行其他专机任务时，机组人员总是提前将飞机调整至最佳状态，静候首长的光临。在首长到来之前，先遣人员便会忙碌地将物品搬上飞机，送行的人群也纷纷抵达机场候机室。首长尚未现身，机场早已人头攒动，车辆穿梭，热闹非凡；首长一到，更是豪车络绎不绝，迎送的人群如织。即便是紧急或秘密任务，也是紧张而井然有序，忙碌中不失条理。我匆忙穿衣之际，心中还想着可能是首长的紧急召唤，然而抵达停机坪后，关于“首长专机”的印象瞬间消失殆尽，竟完全没想到飞机上会是林彪本人。

第三，一架飞机在停机坪上强行起飞，其后紧随的是全副武装、枪械在手的军队。带队军官焦急万分，战士们手持枪械，呼喊声此起彼伏。我屡次询问飞机上的具体人员，但他始终缄口不言。毫无疑问，这并非寻常事件。当前，时间不容许我们迟疑，只要飞机未起飞，问题终将水落石出。

这些念头在脑海中稍纵即逝。就在那位军官踏上吉普车之际，飞机已穿梭至跑道的东侧，机头转向，正对起飞的方向。从停机坪远眺，其右侧轮廓清晰可见。随着飞机即将腾空，众人的心跳加速，仿佛即将跳出胸膛。果不其然，最忧虑的情景终于上演，飞机开始加速滑行，短短数十秒后，便一跃而起，消失在机场西南方的夜幕中。与我一同愣在原地，满心疑惑的领航员，依旧没有忘记自己的职责，低头瞥了一眼手表，当时的时间是1971年9月13日零时32分。这一刻，被永远镌刻在历史的长河之中。血泪算式：9-4=5

飞机在强行升空之后，伴随着引擎轰鸣的渐渐消逝，停机坪上骤然陷入一片死寂，静谧得让人不寒而栗。在场的专机保障人员、林彪警卫团的战士们以及部分机组人员，在这一刹那间，都陷入了沉默，无人能言，仿佛被一种难以名状的困惑所笼罩。而最感困惑的，莫过于我们尚未登机的机组成员，他们的脑海中充斥着无数的疑问，亟待得到即刻的解答。

“机组谁在飞机上？”

“机上除机组外还有谁？”

飞机为何突起？

“飞机怎么就起飞了？我的热水还没来得及准备呢！”显然，她的思绪仍停留在常规专机任务之中。

突如其来的变故让我心情烦躁，我带着一股不耐烦的语气应道：“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怎么还想着去打开水！”我接过了她手中的水壶，与她并肩迅速赶往调度室。那扇门始终敞开着，室内的灯光透过门缝，洒在门外。

刚至门口，未入内，便被问及：

“谁在飞机上？”

调度室主任揭开了我的首个谜题，道：“潘景寅及三位机械师。”

不等调度室主任老李的话语完全落下，我便与同伴小魏一同转身，匆匆朝着塔楼的方向迈开步伐。实际上，老李亦显得有些茫然失措，他在室内焦急地来回踱步。作为一名飞行员，我的职业直觉告诉我，唯有前往海军调度室，方能够确切了解飞机起飞后的实时状况。

潘景寅

山海关机场的调度室变身为了追踪三叉戟256航班踪迹的指挥枢纽。调度塔楼矗立在停机坪东北方，相距约30米，其高度超过20米，置身其上，整个机场的广阔景象尽收眼底。然而，夜幕降临，四周漆黑一片，放眼望去，唯有深邃的黑暗。

当我们疾步至塔楼之下，眼前的景象令人瞩目：8341部队林彪警卫团的战士们已将调度室围得水泄不通。他们手持枪械，全副武装，严阵以待，即便在朦胧的夜色中，也能感受到他们临战的庄重神色。调度室的塔楼内同样弥漫着指挥战斗的紧张氛围。标图员戴着耳机，手持画笔，俯身在标图桌上，埋头勾画，连头也不抬；海军场站的负责人手持话筒，不断呼唤256飞机的代号；林彪警卫团的领导迫切地想要接通北京的电话，他们急于向中央保卫局报告北戴河发生的紧急情况。在塔楼的最高层，一个由陆军、海军、空军三军种构成的临时指挥部应运而生，这是一个不同寻常的指挥部。

随着秒针一分一秒地溜走，音箱中依然悄无声息。机组人员以及在场所有人，无不热切期盼着潘景寅的声音响起，哪怕仅仅是一句短语、一个单字，亦或是在驾驶杆上的发话按钮上轻轻一按，音箱中至少能传来一丝声响。在这片寂静中，仿佛每个人的心跳声都变得格外清晰，激烈而有力。

此刻，空军各层级的指挥机构纷纷行动起来，专机师的指挥中心内，人员紧张而有序地忙碌着。人民大会堂、党中央以及周恩来总理亦正紧张地进行着指挥调度。山海关机场那狭小的调度室，与三军总部紧密相连，亦牵动着共和国的核心神经。

未能起飞的机组人员，五双焦急的目光紧锁在雷达标图员手中的画笔上，凝神关注着飞机的飞行轨迹。海军的雷达标图员，耳戴耳机，手持一支红色的画笔，整个上半身几乎贴在圆形的标图桌上。在标图桌玻璃版之下，铺展着一幅以山海关机场为核心的小比例雷达监控地图。

通讯中断，我们只能依赖雷达屏幕来获取256号飞机的动态。标图员迅速将雷达传来的高度、方位以及飞行速度等关键数据，准确地标注在紧邻地图的透明板上。随着红色笔触的勾勒，地图上显现出一条不规则的弧线轨迹。我们焦急地渴望了解这轨迹的终点，但标图员紧握的笔突然静止，他缓缓挺直身躯，摘下耳机，以冷静且专业的口吻报告：“雷达显示，256号飞机的信号已从雷达屏幕上消失。”而这，距离飞机起飞仅有14分钟。

图示虽已消失，但我的目光却依旧凝滞在圆桌之上，双眸空洞，仿佛被定住。那名标图员所绘制的转弯路径，宛如一条僵化的蚯蚓，静止不动地匍匐于桌面，那十几分钟前的一幕幕，似乎都凝聚在这条扭曲的飞行轨迹之中，深深地烙印在我的记忆深处。

由于三叉戟256飞机的信息已无法获取，众人纷纷从塔楼撤下，径直赶往招待所的调度室主任办公室。在那里，他们得以了解飞机起飞前的情况。此处瞬间变身为一间无人组织的临时会议室，汇聚了陆、海、空三军的人员。众人纷纷开口，彼此交流，不同单位的人员共同分享着对刚才那突发事件的感慨与关切。

猛然间，一位陆军军官急匆匆地闯入房门，他半蹲于房间中央，手中紧握着几把“五九式”小手枪，手法娴熟地逐一退出枪膛中早已上膛的子弹。这些手枪正是从程洪珍等三人身上搜获的。回想起我们匆忙奔向机场的途中，程洪珍便立于宿舍门口，腰间已藏有两把子弹上膛的手枪。

山海关机场的陆军撤离后，机场重归宁静，但机组人员的心绪却难以平复。我们五人自发地踏入机械师的宿舍，面对三张空荡荡的床铺，屋内人去楼空，心中涌起一股难以言喻的滋味，满心皆是疑惑。两张被子随意地胡乱叠放，而另一张则未加整理，手一触，尚能感受到余温。那时，距离机械师们起床的时间还不到50分钟。九月，沿海的秋夜凉风习习，我身着夏日的布工作服，凝视着窗外那空旷而漆黑的夜空，面对这一幕空寂，不禁打了个冷战。

机械主管李平，年届三十五，身材虽不甚高挑，却肌肉结实，动作矫健，性格更是豁达而开朗。他精通各类机型的维护工作，技术娴熟，在众多三叉戟飞机的空勤机械师中实属罕见。李平对工作的满腔热忱，让人不禁感叹他身上仿佛有无穷无尽的活力。家安于天津的李平，尚未条件将家庭迁至北京，幸而两地相距不远。在大型节假日，若非肩负专机任务，他便会乘坐火车返家探亲。他的第三个孩子亦刚刚降临人世。

张延奎，一位26岁的机械师，以其精湛的技艺维护着飞机，他性格内敛，言辞不多。对他而言，日常的辛勤劳作往往胜过千言万语。他与李平机械师紧密协作，高效完成了众多关键专机任务。新婚不久的张延奎，爱人正在北京市内工作，且已怀有身孕，然而繁重的专机任务让他难以有暇享受那仅存的两人时光。

特设师邰起良，年届不惑，原籍东北长春。他身姿挺拔，头脑敏捷，曾就读于长春空军地勤学校，专攻飞机特殊设备的维护。在飞机特种设备的保养领域，他可谓是科班出身，不仅动手能力出众，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而且理论知识也相当深厚。面对三叉戟飞机复杂的特种设备，他无疑是最佳人选。他膝下有两个女儿，而他的爱人则身患慢性疾病，健康状况欠佳。

潘景寅与飞机合照

潘景寅，42岁，出生在河北省丰润县一个贫苦农民的家庭，母亲去世早，是姑妈将他带大的。17岁的时候，解放军四野的部队从村里经过，他扔下为地主放牛的鞭子跟部队走了，后来被选拔为空军航校第七期飞行学员。他执行过很多重要专机任务，人所共知的武汉“七二○”事件中，就是他驾驶伊尔－18飞机将毛泽东主席从武汉送到上海的。在改装三叉戟飞机还没有结束的时候，又用伊尔－18飞机执行了宋庆龄专机的任务。

众人心头萦绕着共同的疑问：“他们究竟飘向何方？”众人频繁地检查手表，一秒、一分、五分、十分钟、半小时、一小时，时间在流逝。沉默中，无人开口，不知从何说起。这份沉默，仅以“油量”二字便能尽抒。机上燃油所能维持的飞行时间仅有两小时，换言之，飞机必须在凌晨三点前降落。正是这个紧迫的现实，让机组五人守在机械师曾经的居所，不停地盯着时间流逝。

机组人员安排：如何决定去留？

机组人员的去留，至今仍是一个尚未完全揭晓的谜团。

毋庸置疑，机组中的九名成员的去留均由机长潘景寅一手决定。然而，疑问随之而来：是潘景寅出于自愿做出此安排，还是背后有人指使他这么做？根据多方面迹象推断，潘景寅是在他人授意下主动作出安排，而向他提供授意的是林立果。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潘景寅本人也不可能预见到，自己竟然为自己铺就了一条走向死亡的路径。

在那“九一三”事件的夜晚，山海关的夜幕之下，表面上，专机任务的进行似乎井然有序，然而暗中，一切都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距离山海关机场不远的北戴河，林彪的住所中，一场巨大的阴谋正在悄然酝酿，局势瞬息万变。

9月7日，我乘坐三叉戟252型飞机将林立衡送达北戴河。至12日晚，她与弟弟林立果重逢，旋即察觉山海关方向已有飞机抵达。在这紧要关头，她迅速将林彪意图动手的消息，通过林彪警卫团领导紧急上报至中央。周恩来总理随即拨通叶群的电话，追查三叉戟飞机抵达山海关的具体情况。林彪等人意识到阴谋已被揭露，南逃至广州建立新中央的计划破产，于是下定决心，毅然北上，叛国出逃。

林立果

立即做好飞机准备，机组人员能少则少。

入夜之后，潘景寅除了主持机组会议之外，其大部分时间都留在调度室主任的私人办公室中度过。在那里，除了处理电话通讯之外，他还会与一同前往山海关的程洪珍进行交谈。调度室主任的办公桌上摆放着三部电话，其中一部通体呈红色，这是专门用于与重要人物直接联系的内部专用电话。

夜幕低垂，当9月13日的钟声敲响午夜，潘景寅接到了一通紧急电话。随即，他指示调度室主任即刻通知海军场站准备加油车辆。在零点零五分，潘景寅步出调度室，将三位机械师从睡梦中唤醒。尽管具体交代的细节已无法追溯，但种种迹象暗示，机长潘景寅向机械师们传达了以下指令：

一、鼓劲！潘负责向机械师传达所需的油量信息，这属于飞行作业中常规的职责分配。即便潘未主动提及，机械师亦会主动向潘景寅进行咨询。

二、务必迅速将飞机调整至待起飞状态。观察三位机械师起床时的匆忙举止，以及他们随身携带的洗漱用品已然不翼而飞，这些迹象无不表明，起飞前的准备工作正紧锣密鼓地展开。

三、“你们先行前往机场，我这边将与机组同事共同探讨航线事宜，稍后即刻赶至。”虽非原话，潘景寅的意图却十分清晰，那就是避免惊动机组的其他成员。若潘采取不同做法，机械师们一旦醒来，便会自然而然地敲响我们的房门，毕竟清晨起床后相互问候已成为他们的习惯。潘并未与机械师一同前往机场，而是悄无声息地返回了调度室主任老李的房间。老李对此一无所知，若他知晓潘仅是唤醒了三位机械师前往机场，而其他机组人员仍在沉睡，他或许会向潘提出疑问，甚至亲自出来将我们唤醒。

抵达机场的三位机械师发现油车尚未抵达，便趁机对飞机进行了全面检查。他们逐一拆除了飞机上的堵塞物、堵盖、插销和布套，并移除了活动舵面上的夹板以及两台发动机上的遮盖布。就在此时，机械师李平发现油车已停靠在飞机右机翼的左侧，他立刻赶过去取了油样，随后便准备开始加油作业。

自机械师起床以来，已过十数分钟，而机组其他成员尚未现身，这其中的时间差已引起了机械师的关注。对他们而言，这个谜团唯有向机长潘景寅寻求解答。然而，令人不解的是，此刻潘景寅机长的身影依旧未见。

此刻，潘景寅正身处调度室主任的私人办公室。在此期间，他本有充足的理由唤醒机组的其余五人。然而，他非但未主动唤醒他们，反而刻意阻挠他人试图唤醒机组成员。他严守三台电话，同时紧盯调度室主任，以防机械师通过电话将我们唤醒。依据北戴河林彪住所至机场的直线距离（约40公里）进行推断，当潘景寅接听电话请求加油车时，林彪等人早已从北戴河启程。在这段既定的时间内，潘景寅巧妙地布局机组人员的去留，其计划之周密、执行之精准，可谓无懈可击。

我与领航员及机械师同住相邻的房间，然而我向来睡眠浅薄，灯火通明的房间使我难以入眠。然而，当三位机械师晨起时，我竟未曾察觉到他们动静分毫。

在山海关，专机警卫与地面保障人员目睹了三位机械师忙碌的身影，却无法伸出援手。正当其中一位机械师攀爬机翼准备加油之际，一辆黑色红旗轿车如同幽灵般从停机坪外的夜幕中骤然驶来，猛地“嘎”的一声紧急刹车，车辆稳稳地停在了飞机左侧后方。此时，时间指向了凌晨零点二十二分。首先从轿车中跃下的是叶群，他身着衬衣，一落地便高声呼喊：

“林副主席正遭遇险境，速令燃油车辆即刻撤离，我们必须即刻启程！”同时，他高喊道：“誓死保卫林副统帅！”

紧随其后下车的是林彪。而末位离车者则是林立果，他手中紧握着一把枪。由于飞机舱门旁并无大型登机梯，仅有一部可折叠的便携式梯子。林彪正是在这上下推拉的艰难过程中，攀爬上了飞机。

潘景寅在听到招待所外传来的汽车轰鸣声后，匆匆离开了调度室。抵达机场后，他径直登上了飞机。鉴于宿舍与机场停机坪相距不过百余米，他很快便抵达了目的地。此刻，特设师邰起良目睹首长抵达，而机组人员尚有一大半未至，便放下手中的事务，急忙抓起停机坪旁飞机左前方处的场内电话，拨通调度室，急切地呼唤道：

“首长已至，机组为何尚未抵达？”调度室主任老李在接到邰起良的电话时，亦感意外，这才意识到并非所有机组人员已集结完毕。待他匆匆走出室外，急促地擂响我们的房门，悲剧已然发生。

此刻，山海关场站，佟参谋长接获了禁止256飞机起飞的指令，便匆匆从海军调度室奔至256飞机旁，准备将这一禁令传达给机长。然而，他并未在飞机旁见到潘景寅，反而在一旁目睹邰起良正专注地打电话。于是，他立刻将禁飞命令告知了邰起良。只见邰起良闻言，眉头紧锁，焦虑万分，竟愣在原地，不知如何是好。这时，林立果大步流星走向电话机旁，催促邰起良快步登机。邰起良边走边频频回首，期盼机组人员能迅速到位。林立果手持枪械，最后一步踏上飞机。而叶群等已登机者，还将头伸出驾驶舱窗外，命令停在右机翼前方的油车即刻驶离。紧接着，便是我在停机坪上目睹的那一幕。

正当油罐车尚未来得及完全驶离之际，飞机却急于启动滑行，其右翼尖端不幸挂住了油罐车顶部的操控把手，导致机翼尖上的红色航行灯损毁，灯罩的碎片随之散落至停机坪之上。

观察表象，飞机紧急滑出时，机组剩余的四人匆忙中仅着裤装奔出，未能及时登机。然而，实质上这是潘景寅精心策划与部署的结果，他有意将我们留在了原地。若非邰起良的电话铃声，我们或许仍在沉睡之中，唯有飞机引擎的轰鸣声才能将我们从梦中唤醒。

潘景寅机长精心策划并执导了那场“九一三”夜幕下山海关机场的戏剧性一幕，为共和国的专机历史增添了难以忘怀的一笔。在“林副统帅重要专机任务”的荣光之下，他于关键时刻挺身而出，孤身驾驶飞机升空，以自己的行动捍卫了林副统帅的尊严，却也因此将自己推向了绝境，成为了牺牲者。

随后，上级机关在核实人员数量时多次询问：“飞机上究竟有多少名机组人员？有多少人已离队？目前还剩多少人？”这是一个既直白又庄重的问题。后来方知，在检查温都尔汗坠机现场的9具遗体时，由于一时无法确认林彪座车司机的身份，相关部门急于在幸存的机组人员中寻找线索。当时从北京飞往山海关的机组共有9人，林彪的座机起飞后，剩余4名男性和1名女性，总共5人。这样的简单算术题，即便是学龄前儿童也能轻易解答。

1980年年底，根据邓小平接见外宾时的一句话精神，经过潘景寅家人一年的奔波，争取到给机组4位遇难者定性为“随飞机坠毁死亡”的结论，不算烈士，也不是叛徒。林彪事件10年之后，总算可以告慰长眠于异国他乡荒原下的4位战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