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析毛泽东“以身为饵”的深层考量

我们一日之内便消减敌军两个团，这已算得上是一场不小的胜利。更重要的是，此次战斗对阎锡山起到了震慑作用，使他不敢再小觑红军的实力。

图1

如何继续行动？在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实践中，这一仗与下一仗是联系在一起考虑的，不确定的结果与确定的目的是联系在一起考虑的，我军的行动与敌人的反应是联系在一起考虑的，局部战场与全局态势是联系在一起考虑的。兑九峪一役，连同先前的关上、蓬门之战，令阎锡山心惊胆战。在我军撤离兑九峪之际，他亦下令部众撤守孝义、汾阳、介休等数座县城。一方面，沿同蒲路、汾河一线严密布防，力阻我军东进；另一方面，急电蒋介石请求火速增援。在此形势下，我军继续东进的可能性已变得渺茫，东征的战略亦随之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接下来，我们进入第三阶段：巩固胜利果实，部队分兵三路，对敌展开猛烈攻势。

3月12日，兑九峪激战落下帷幕的翌日，毛主席在孝义县郭家掌村召集军团领导干部举行会议，对后续行动计划进行深入研讨与周密部署，最终决定兵分三路进发。

图2

一路向北（图2），徐海东、程子华率领的红十五军团作为左翼主力，挺进北方，直指太原，旨在牵制并调动晋军主力，确保太原之守，并在晋西北地区积极开辟根据地。

图3

一路向南（图3），以林彪、聂荣臻率领的红一军团及聂荣臻领导的红十五军团贺晋年所部八十一师主力编为右路军，勇猛南进，深入同蒲、汾河流域，于晋西南一带积极开展红军建设、群众动员及资金筹集工作，同时根据战局变化，适时派遣部队北上，挺进至河北抗日前线。

图4

一路居中（图4），在毛主席、彭德怀、叶剑英的指挥下，总部直属队及少量部队继续在晋西的隰县、交口、石楼、永和等地区活动，以牵制晋军的主力。

红十五军团假意向北进攻，逼近太原，诱使阎锡山调兵救援，从而牵制晋军。此举旨在掩护红一军团向南方推进，待主力抵达晋西南后，再伺机向东进发，抵达河北抗日前线。晋西南攻势为主攻方向，即便阎锡山洞悉此计，也难以兼顾全局。中路部队的任务是尽力滞缓阎锡山在晋西的主力集结，为南北两路红军的行进创造有利条件。北线支援南线，中线则同时保护南北两线，这一最艰巨的任务由毛主席亲率少数部队承担。此外，中线部队还需负责控制黄河渡口、保障后方交通，确保不被敌军切断退路，保留战略预备。

莫要以为这已是复杂至极的套路，实则其过程更为繁复，它是一连串声东击西、指南打北、瞒天过海、虚实莫测的博弈。面对阎锡山这般老谋深算之辈，绝非易事，亦非轻易可得，绝不可能凭借一套简单的策略，便能使敌人俯首听命。那是一场环环相扣的连环计，是一场扑朔迷离、敌我变换、环环相扣的动态较量，每一步都需精心算计，精准操控。

图5

红十五军团（见图5）的北上征程并非一帆风顺。起初，该军团并未径直朝北进发，而是先以一团加一营之力，西进包围了石楼县城、石口镇及关上村周边区域。这一举措成功吸引了阎锡山的主力部队西援石楼。然而，此时红十五军团并未继续北进，而是转向东南，虚张声势地攻击了敌人兵力薄弱的姚家山与灵石县城，意图以此突破同蒲铁路，向东进军。与此同时，红一军团亦向东南方向发起攻势，成功占领了灵石南关村与南关车站。当阎锡山误以为红军主力正东进时，两个军团却分道扬镳，一南一北，各自踏上了截然不同的征途。

红十五军团调头北行，意图切断同蒲铁路，深入汾阳境内，继而继续向北推进，直至文水、交城，逼近太原周边的清源县。3月25日，军团长徐海东亲自指挥十五军团骑兵连，对距离太原不足五十里的晋祠地区发动突袭。仅仅十数日前，徐海东曾赴郭家掌村参加会议，接受任务后骑马返回军团部，途经一村庄时，遭遇一条凶猛恶犬的追逐，马匹受惊，猛然跳跃，将他掀下马背，头部先着地，当场昏迷不醒。尽管此时他的身体尚未完全康复，徐海东仍毅然决然，身先士卒，亲自率领骑兵连前往晋祠实施袭击，以此威慑太原，令阎锡山惊慌失措，急忙调动兵力保卫太原。徐海东这位将领，果然名不虚传，出色地完成了毛主席交予的佯攻诱敌任务。

图6：徐海东，红十五军团军团长

当时，阎锡山在太原城内宣布实施戒严，夜晚禁止行人在街上游荡，严禁讨论红军及抗日话题，并对全城进行了大规模的清查。此举导致众多爱国志士和青年学生被捕，其中部分人甚至遭受了残酷的杀害。在娄烦镇，甚至有操持外地口音的游商被斩首，人头被悬挂街头以示威慑。至4月16日，红军渡河不足两个月，省城及各县已枪决“共党”成员820余人。据晋军将领杨耀芳回忆，阎锡山曾表示，首先要清除城内的奸细。在辛亥革命太原起义时（当时他被推举为军政府都督），城中发生混乱，他通过清街的方式处决了二三百人，才得以平息。阎锡山还下令在太原绥靖公署门前堆积麻袋，构筑掩体，并架上轻重机枪进行防御。他自己在公署中夜以继日地办公，举止异常，动辄对下属怒骂，使得无人敢声张。然而，当十五军团逼近太原时，却转向北进，深入晋西北地区，开始动员群众、壮大红军力量、建立革命根据地。

图7

当阎锡山指挥十数个团紧追不舍，直逼太原的红十五军团之际，红一军团成功突破了汾河一线的堡垒防线（见图7），沿着同蒲路两侧一路向南推进。在短短二十余天之内，红军如疾风扫落叶般横扫了霍县、赵城、洪洞、浮山、襄汾等地，逼近晋南重镇侯马。阎锡山的南线兵力空虚，不敢正面交锋。红军并未对这些城镇发起攻击，而是在当地积极宣传抗日主张，发展党组织，筹集资金，打击土豪劣绅，激发群众投身红军。阎锡山对民众的压榨极其残酷，在山西拥有四大银行，包括山西省银行、铁路银行、垄断食盐的盐业银行以及垄断种植大烟的垦业银行，这些银行滥发纸币，导致通货膨胀严重。苛捐杂税繁重如牛毛，即便是杀猪杀鸡也要缴税，食盐专卖更是残酷的剥削手段，使得穷苦百姓数月难觅盐食。山西民众对其恨之入骨，将他称为“阎罗王”。红军每到一地，便将官盐分发给劳动群众，没收恶霸地主的财产和粮食，对罪大恶极的恶霸地主进行公开审判并处决，使得劳苦大众扬眉吐气，无不拍手称快。群众将红军视为自家人，热情欢迎红军的到来，红军只需在当地工作数日，便能建立起如同苏区般的热烈氛围。

聂荣臻，一军团的政治委员，曾回忆道，汾河流域乃一方富饶之地，于此，我们方真真切切地领略了北方封建大地主的尊容。在陕北提及地主，人们常以家中有多少石窑、多少垧地、多少群羊来衡量其家产，然而在山西的汾河流域，我们所见的地主，除了田地和羊群之外，往往拥有连绵不断的宅院，几乎占据了半数村舍。有的地主家中，大车成排，骡马成群，一色骡子，无一杂色，显得极其豪奢。杨尚昆亦回忆称，他首次目睹了由50两银子铸成的大元宝。彼处商业资本虽繁荣，但封建色彩浓厚，钱庄和当铺林立，高利贷对穷人的剥削尤为肆无忌惮，众多破产农民只得裸露身躯，生活困苦不堪。红军在此地发动群众，打击土豪劣绅，没收其财产，分给贫苦大众，以此充实抗日经费。当地民众响应热烈，踊跃报名加入红军，不久便扩充了5000余人。

图8 王家大院

南北两翼的军队分别发起攻势，而中路部队则驻守于石楼、中阳、孝义、隰县、永和一带，对晋军实施围困，与之周旋于二十多个团兵力之间。完成这一项艰巨的使命，究竟需要多少人力？实际上，仅有两个连的士兵，以及一部电台和少量参谋人员，总人数不足五百。部分史籍提及，中路军还配备了一个红三十军和山西游击队。但事实上，红三十军的总人数不足千人，且是在渡河后新组建的，加上其他部队，总兵力也不到一千五。以如此有限的兵力，与晋军的二十个团进行周旋，实非一般智谋所能及。

彼时，毛主席及总部领导中路军向西迁移，沿途不仅发动民众打击土豪劣绅，扩充军队，筹集资金，更举办了一场为期一周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中央主要领导，包括留守陕北的周恩来、博古、王稼祥等人，亦齐聚一堂。会议期间，深入研讨共产国际七大文件，旨在统一思想，解决一系列重大议题。遗憾的是，因敌人不断袭扰，转移数地，方才圆满结束会议。会议结束后，其他中央领导返回陕北，毛主席、彭德怀、叶剑英等则率中路军继续与敌人周旋。

曹丹辉，毛主席身边的电台报务主任，回忆道：我们几乎日日行军，路线变幻莫测，时而南行，时而西进。一日，毛主席召集众人讲话，他宣布左右两路军已成功突围，而我们中路军虽然队伍规模较小，却肩负着重大使命。当前，敌人部署在汾阳、孝义、介休等地的二十余团，意图将我们驱逐回陕北，但我们暂不打算撤退，而是要在晋西地区与敌周旋，大家需做好长途跋涉的准备。毛主席虽未明言此举目的，但凭借丰富的经验，我们深知主席绝不会让我们徒劳奔波。跟随主席的脚步，即使天塌地陷，亦无所畏惧。

尽管说起来轻松，这个过程也是险象环生的。敌人是多支部队齐头并进追赶，我们一路向西走，把敌人往黄河边上牵，敌我宿营地相距不过十几里，因为我们非常注意做群众工作，消息封锁得很严，敌人一直摸不清我们的底细。但有一天发生了意外，我们一名新战士掉队被敌人俘去，让敌人知道了我们的真实情况，很快就听太原和南京的电台广播说，晋西共军已经被国军击败，毛泽东仅率少数“残匪”落荒而逃。第二天上午，我们离开大路向山里转移，刚刚爬上一座山就发现了敌情，四五里远的地方出现敌人骑兵，大约有两个连，当时大家都很紧张。毛主席停止脚步，不动声色地向山下打量了一会儿说：敌人欺负我们人少哩，好，我们就在这里叫他见识见识吧！说着，一面叫警卫部队带两挺机枪到山坡上去阻击敌人，一面吩咐人到山顶上老乡的窑洞里去烧开水。不一会儿山下就打响了，敌人骑兵挨了当头一击往回跑，把后面的两个轻装步兵连也一下子冲垮了。敌人逃走后，大家与毛主席一起坐在山头上喝开水、吃干粮，看到毛主席那从容镇静的神色，就像服了一颗定心丸，心里更加踏实了。

尽管如此，大家心中对毛主席以及总部的安全仍然存有隐忧，因主力部队远离，一旦发生紧急情况，难以迅速回援。即便是历来坚定支持毛主席东征的政治局委员张浩，也怀着深深的担忧，对毛主席说：“您将主力部队悉数派往前线，若阎锡山得知，只需派出两个团的兵力，我们就难以承受。”毛主席则表示，阎锡山并无此胆量，他不知我军虚实，待他摸清情形，我们便能与主力会合。毛主席察觉到众人的忧虑，于是有一天向众人解释道，阎锡山的部队战斗力并不强劲，我军一渡河，他们便丢弃了沿河的堡垒；在石楼城中，敌人被我叶剑英参谋长率领的小团围困，不敢轻易出击；其所谓的王牌“满天飞”，一经与我一军团交手，便沦为“满山飞”，显然不是坚不可摧。我们已探明了他的底细，因此敢于挑战。由此可见，毛主席的胆略是建立在对敌我双方充分了解的基础之上的。

不久之后，部队追击敌人直至黄河之畔。抵达河岸时，他们发现对岸有几艘木船停靠，便误以为我们已渡河返回陕北。翌日，太原电台广播宣称晋西的“共匪”已被彻底肃清，残余势力已逃回陕北的老巢。然而，他们却不知晓，那些船只正是运送战利品至河西的。毛主席已率领部队巧妙地从敌军缝隙中折返，向东快速穿插，一番急行军后，成功将敌人甩在身后。听闻敌人自吹自擂，毛主席便向红十五军团发出电报，指示他们趁敌人专注于追击我中路军之际，截击敌人的后卫部队。此举一举歼灭了敌人一个团及一个炮兵营，甚至连敌团长郭登瀛也被生擒。这位团长后来被送往红大学习，之后又被派遣回去向阎锡山传达毛主席的指令，此事留待后述。

这等惊天地泣鬼神的勇猛，这般的用兵如神，实乃令人不禁为之赞叹不已！

毛主席历来擅长于此类迂回战术，此番也不例外。此行，他仅率少数部队与阎锡山于山西周旋，短短一个月便令阎锡山疲于应对；而11年后，同样仅以数百人之众在陕北与蒋介石麾下军队周旋，不足一年便将蒋介石的重点攻势击溃。区别在于，此次战略是先渡过黄河，于山西辗转腾挪，一番周旋后，时局便发生了显著变动；而下一回，则是先在陕北展开周旋，继而东渡黄河入山西，待抵达西柏坡时，新中国的曙光已近在咫尺，东海之畔的太阳即将升起。

以下将述及东征的第四阶段：南北两翼部队汇合，凯旋而归，西渡返回。

毛主席指挥南北中三路红军，将晋军搅得首尾难顾，阎锡山无奈之下只得向蒋介石求援。自1936年3月下旬起，蒋介石调遣10个师分两路进入山西，并任命陈诚为入晋中央军总指挥，协助阎锡山指挥作战，随后便开始部署对红军的反攻。蒋介石意图首先夺取我军控制的各渡口，封锁黄河，仿效江西“围剿”策略，构筑碉堡进行围困，随后再将我军各个击破于黄河以东。他们行动迅速，短短数日便将我军控制的黄河渡口尽数占领。蒋介石还强令陕西的张学良、杨虎城北上，对我后方进行袭击，并从西侧封锁黄河。

敌我态势发生了显著转变，毛主席遂作出决策，收缩兵力，集中向中心区域靠拢。敌人围攻我左右两路军的南北两线图谋，终未能得逞。我左右两路军成功靠拢后，敌人随即跟踪而来，意图将我军压缩至黄河东岸的狭小地带，以期一举消灭。当时，晋军与中央军共计51个团，构筑堡垒，稳步推进，极大地增加了我军的机动难度。面对这一形势，毛主席认为在山西已不再具备作战的有利条件，遂决定西渡黄河。5月2日，下达渡河命令，要求全军在夜幕的掩护下渡河，至5月5日，全军成功渡河，蒋介石与阎锡山围歼我军于黄河东岸的计划，终告破灭。

据报务主任曹丹辉所述，当时在向西渡途中，风陵渡北上的敌军先头步兵师已悄然插入我军左右两路的前沿，意图抢先占领黄河渡口。总部与敌军先头部队相距不远，为避免在渡河前与敌军纠缠，影响整个西渡计划的进程，毛主席特地致信敌先头师的师长，以民族大义相劝，强调国共两军每一兵一枪的消耗，均为国家防御力量的损失，并宣传我党停止内战、团结抗日、挽救国家民族危亡的政策。随后，毛主席在信中警告对方必须就地停止前进，不得再向前推进，否则将面临被歼灭的危险。令人惊讶的是，那位敌师长收到信后，竟然毫不犹豫地遵从了毛主席的指令，并未再继续向前推进。随后，红军主力及总部人员得以从容不迫地渡过黄河，并最终胜利返回陕北。

叶子龙，当时军委机要股长，回忆道：在渡河的前三天，连绵的阴雨笼罩了整个西北，如此景象在春夏之交实属罕见。正当毛主席、彭德怀等人筹备渡河之际，天空中突然传来震耳欲聋的飞机轰鸣。幸亏当时正值阴霾密布，又有浓雾笼罩，使得黄河呈现出铅灰色的朦胧，敌机在天际难觅踪迹，仅片刻间便消失无踪。我们顺利地渡过了黄河，令人称奇的是，就在此时，云雾消散，天空万里无云。毛主席幽默地调侃道：“是马克思在天之灵庇佑着我们啊！”

图9 展示了位于陕西延川的大相寺会议旧址，该寺现今更名为太相寺。

依照我军的传统，每战必总结，既是对成就的客观梳理，更是对问题与不足的深入反思。返回陕北后，我们在延川县大相寺召开了团级以上干部的总结会议。会议分为多个会场，分别对应一军团和十五军团，而一军团内部又进一步划分为小组进行讨论。毛主席、张闻天、秦邦宪、彭德怀、林彪、聂荣臻、徐海东、程子华、杨尚昆等领导均出席了此次会议。与会者不仅对所取得的成就给予肯定，也对暴露出的问题进行了批评与自我批评。部分师团领导干部间团结不足，有的在作战中未能有效调动部队，会议特别指出了个别一军团领导在自由主义和本位主义上的问题。他们在晋西南地区扩充红军较多，而红十五军团则承担了牵制敌人、损失较大的任务，扩红却相对较少。当提议将一军团的一部分红军分给十五军团时，主要领导显得不甚愿意，此举受到了毛主席的严厉批评。

在总结之中，并非仅仅因东征战果辉煌，各级指战员不畏牺牲，不惧艰难，辛勤努力完成任务，便止于欢庆之辞。实则是对成绩的切实认可，对错误的严肃批评，坚守正道，纠正偏差。正是这种务实的工作作风，使得我们的事业得以更稳健地发展，实现更大的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