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拉克入侵科威特，美联军陈兵50万，萨达姆为何不听中国劝说撤军！

1973年秋天，第一次石油危机震动全球，西方国家在加油站前大排长龙，这一幕让远在巴格达的年轻军官萨达姆清楚地看到：谁掌握能源，谁就能影响世界。此后近二十年，他的每一次重大决策几乎都与石油紧密相连，入侵科威特亦不例外。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伊拉克与伊朗战争持续八年。萨达姆自诩阿拉伯世界“盾牌”，把油井当取款机，岁月一久，军费吞噬了国库。到1988年停火时，伊拉克外债逼近八百亿美元，其中科威特一国就占近五分之一。债主上门，萨达姆火气直冒：当年给伊拉克送钱是出于“共同抗波斯人”，如今胜利未久就来清账，岂有此理。

萨达姆掂量过伊拉克的军力。他拥有一百三十万个士兵，坦克装甲车铺满大马士革公路，外媒甚至称其“世界第四军力”。然而他最不愿触碰的现实是：部队里苏制、法制、中制装备混杂，配件供给杂乱无章，士兵训练水平参差，很难进行长时间高强度现代化作战。

1989年起，萨达姆向海湾邻国提出两个要求：免除债务、限产保价。沙特、科威特不买账，特别是科威特扩大产量压低油价，让伊拉克每天少进账两千万美元。怒火在萨达姆胸中越烧越旺，他将经济难题定位为“国家主权问题”，开始在边境堆积兵力。

1990年7月25日，美国驻伊大使格拉斯比与萨达姆会面。会后，萨达姆向身边人透露：“美国不会为科威特打一枪。”这句判断成为后续一连串冒险的心理支柱。八天后，十万伊军突然穿越边界，科威特王室仓皇南逃。仅九小时，科威特沦陷，伊拉克宣布“第十九省”成立。

伊拉克的闪电战震动安理会。从8月2日到11月29日，联合国通过了七个具约束力的决议，最终定下1991年1月15日撤军期限，并授权对伊动武。与许多地区冲突不同，这次常任理事国罕见地步调一致，任何豁免的后门都被堵死。

中国的态度在当时十分微妙。一方面，中国与伊拉克在两伊战争期间有武器贸易和石油合作；另一方面，中国一贯主张尊重主权与领土完整。1990年11月，时任外长的钱其琛飞抵巴格达，任务明确：劝萨达姆见好就收，以免自取灭顶之灾。

萨达姆给予最高规格接待，亲自为宾客开车门。会谈伊始，钱其琛开门见山：“继续占领科威特只会把伊拉克推到全球对立面。”他摆出三点：制裁壁垒已形成、美国战力远超伊拉克、阿拉伯世界内部支持有限。言语间不乏诚恳，甚至借用中文成语“进退失据”以作警醒。

萨达姆沉默片刻反问：“香港回归，中国并未动一枪一炮；科威特本是奥斯曼帝国时期巴士拉行省一部分，为何伊拉克就不能收回？”钱其琛指出，近代国际法体系明确各国现行边界，若人人翻旧账，世界将陷入无尽战火。萨达姆未应声，却把话锋转向越南战争：“美国并非不可战胜，他们怕伤亡。”这番话道出他的战略误判：把越南模式生搬硬套到中东，不顾两场战争的国际环境截然不同。

钱其琛离开巴格达前，伊拉克参谋总部递交了一份内部评估，结论与中方几乎一致——若开战，伊军无法承受空中优势带来的打击。报告送到总统府无人敢多言。萨达姆挥手道：“只要拖住美国，世界舆论会改变。”底下将领面面相觑，却没有人敢公然反驳。

1991年1月12日夜，巴格达街头仍灯火通明，广播循环播放“坚决不撤”的口号。三天后最后期限到期，凌晨三点，美军“沙漠盾牌”转入“沙漠风暴”，空袭开始。第一波出动了一百多架F-117隐形战机与“战斧”巡航导弹，电台、雷达、指挥所被炸得一片漆黑。伊拉克防空部队朝夜空乱射，连飞鸟都少见，却打不到真正目标。

连续四十三天的空袭意味着什么？伊拉克的桥梁、军火库、通信线被切碎，装甲师徒有虚名。美军飞行员回忆：“最大的危险是撞上友机。”空中摧毁后，地面部队只用了一百小时就突破了所谓“世界第四军力”。战场上常见一幕：伊拉克士兵举白旗步出掩体，身后坦克还加满油却无人驾驶。

那些日子，萨达姆几乎看不到真实战况。他仍对外放话：“这场战争才刚开始。”可巴士拉以南，十五万伊军已被围困，电话线沉默无声。伊军共和卫队残存主力试图北撤，被美军“阿帕奇”武装直升机堵在公路上，一夜之间烧成钢铁长龙。

2月28日，白宫宣布暂停进攻。萨达姆尚处于“战略撤退”幻象中，却已失去科威特，也失去南部十四个空军基地，甚至失去本国什叶派民众的信任。伊拉克军费大幅削减，飞机不得不埋进沙地躲避巡航导弹，曾经自诩豪强的军队从此跌落尘埃。

回头审视那场风暴，中国劝和为何失效？关键不在中国说了什么，而在萨达姆听不进去。其一，对美国实力的估计脱离现实；其二，把阿拉伯民族情绪当作护身符；其三，对国际格局变化缺乏敏感。钱其琛给出的警示句句在理，可在一个长期高居庙堂、听惯赞歌的领袖耳中，一切外界声音都沦为杂音。

此外，伊拉克军政体系极度个人化。情报部门担心听真话的人遭牵连，层层美化战报。外界劝说越多，萨达姆越觉得自己处在“历史性对抗西方霸权”的辉煌时刻，心理学家称之为“孤注一掷效应”——投入越多，越难回头。

值得一提的是，海湾战争把高技术、联合作战理念推向世人眼前。中国军方深刻检视自身差距，随后启动的装备换代、编制改革与此密切相关。有人形容，巴格达夜空的火球不仅照亮了幼发拉底平原，也照亮了诸多军队的未来改革路径。

若萨达姆当年接受中国建议撤出科威特，伊拉克或许仍将是中东地区重量级国家，丰富的石油仍能换来外汇和基建。可历史没有假设。1990年那道警戒线被他一脚踩破，最终拉下的是一个原本可以继续强势几十年的政权。

战争是残酷的裁判，它无视口号，也不怜悯自尊。伊拉克在海湾战火中失去了疆场优势，亦失去了重回国际舞台中央的机遇。至此，“伊拉克入侵科威特，美联军陈兵五十万，萨达姆为何不听中国劝说撤军”的疑问得到回答——不是没人劝，而是他不愿信；不是劝得不力，而是判断失灵。最终的结局，用巴格达街头一位老兵的话概括最精炼：“我们输在顽固。”

后续观角：萨达姆的顽固从何而来？

顽固并非天生，而是政治环境塑造。首先，萨达姆通过长期战争和安全机构树立了个人崇拜。部长、将领依附于家族网络，顺从成为保命要诀，负面信息在传达到顶层前被过滤。其次，伊拉克经济结构高度依赖石油单一出口，高油价时期填补预算赤字容易，导致政策风险评估普遍轻率。当1986年油价暴跌，财政黑洞暴露，却已缺少专业机制纠偏。再次，巴格达的宣传机器用“泛阿拉伯主义”包装一切困境，把外部制裁描述成西方持久围堵，进一步加剧民众的被害幻觉。领导人身处这样信息茧房，任何妥协看似背叛民族大义。最后，冷战结束带来权力真空，伊拉克判断美苏顾及新秩序的面子，不会轻易动用大规模武力；然而苏联已分身乏术，美国则急需以胜利来展现单极时代的威慑。错配的战略认知与时代需求交错，注定了伊拉克难以回避一场失衡的对决。若再回顾那次悲剧，可以得出的经验是：国家安全不止取决于军队规模，更关键在于决策系统能否真实反映形势、多元声音能否穿透高墙、领导核心能否克服情绪化与历史情结。历史之矛，常常刺向视而不见的盲点。